對于有星火燎原之勢的個人集資建房現(xiàn)象，合理、不合理，有問題、沒問題，至今未有權威部門給出明確說法。也就出現(xiàn)了溫州市房地局官員認為溫州個人集資建房“有一些做法是違規(guī)的”，而其后溫州市分管副市長的表態(tài)是“不給集資建房亂扣帽子”。

　　什么是集資建房？含混不清的定義，也是現(xiàn)在政府、市場的聲音難以劃一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集資建房的原意為，改變住房建設由國家和單位全包的制度，實行政府、單位、個人三方面共同承擔，通過籌集資金建設的一種房屋。這其實就是折中的福利住房保障制度，集資建房的土地基本上為劃撥。

　　而無論是溫州，或是北京、杭州、深圳的所謂集資建房，是從市場上用拍賣方式買地，然后委托房地產(chǎn)公司，按房地產(chǎn)開發(fā)程序正常建造，從原料獲得，到生產(chǎn)環(huán)節(jié)，完全用市場行為解決，與原始的集資建房根本是不同的含義，所以冠以“個人”是比較恰當?shù)?。有人甚至試圖把個人集資建房，與“非法集資”聯(lián)系起來，則更是沒有界限的張冠李戴，沒有承諾回報，資金由銀行托管，由集資建房代表、銀行、開發(fā)商、地塊所在村委會四方到齊的情況下，才能行使支配權，何談非法集資。

　　因此，個人集資建房事實上還是一種市場行為，無非是從商品房的賣方定價，變?yōu)橘I方定價，當然現(xiàn)在看來這個“定價空間”還小得可憐。土地拍賣就是一大門檻，北京個人集資建房倡導者于凌罡，就是因為參與拍賣土地方案中每個人要預交24萬元的買地款，有能力響應者稀少，而不得不中途退場。

　　而現(xiàn)在，面對高昂的房價，強烈反彈的買房人，正急切地期望像家電行業(yè)中國美電器一樣，因擁有足夠強大的購買群體，而取得與廠商價格談判的均勢甚至優(yōu)勢，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消費者群體利益的強大的價格談判代理人的出現(xiàn)。

　　2006年11月5日，來自北京、廣州、深圳、沈陽、武漢等地的7位個人集資建房牽頭人到溫州參加“第二屆全國個人合作建房研究會”。聚合買方力量，占據(jù)價格談判制高點，這讓人極其容易在腦海中暢想唾手可得的國美式博弈優(yōu)勢。

　　問題在于，這個國美式暢想要面對家電與房地產(chǎn)不一樣的產(chǎn)業(yè)環(huán)境。家電是完全競爭市場，國美代表消費者擠壓廠商利潤，而廠商可以因此擠壓原料供應商利潤。房地產(chǎn)卻不同，其首要的生產(chǎn)原料是土地，而土地卻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，土地價格賣得越高，地方政府動力越大，土地被便宜出讓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　　因此，當順著產(chǎn)業(yè)鏈往上梳理時，人們會發(fā)現(xiàn)土地與家電市場的市場化程度與資源分配的特性有著天壤之別。也可以說，消費者買房的國美暢想，有著先天的、難以跨越的短板。

　　溫州趙智強的個人集資建房，實在是一次偶然性極大的小概率事件，在動轍十億、數(shù)十億元的土地拍賣價格面前，要多少自然買房人才能湊夠買地錢呢？

　　與高房價的抗爭，除了民間力量充滿偶然性的自發(fā)碰撞，有沒有更好的平衡辦法？看一看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《2006年房地產(chǎn)藍皮書》，這份研究表明，北京房地產(chǎn)市場漸趨二元化特征：本地人購房占比約六成，外省市個人購房占比約四成，但本地人主要買的是中低價位房，外省人主要購買的是中高價位住宅，這些來自各省的先富起來的人中，有煤商、小業(yè)主、各式各樣的淘金成功者，他們購買力驚人。這實際上是兩個人群在爭搶同一資源，因為城市土地是有限的，就這么多，可想而知放在拍賣市場中，當然是價高者得。也就是說，在土地供給存在壟斷的情形下，期望房子像家電一樣降價，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治理高房價有什么辦法呢？當房子對一部分人而言是必需品，而對另一部分是投資品時，被抑制的當然是后者。同樣被高房價困擾的韓國政府，從去年4月開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房地產(chǎn)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，對居民擁有的第二套以上住宅課以重稅，住宅交易稅從9%至36%再提高到50%；同時為抑制土地倒賣，從今年1月1日起，土地轉讓征收60%的交易稅。新政策出臺后，韓國的土地價格漲幅開始放緩，當月土地成交量減少了36.3%。在法國也一樣，高額地皮稅的征收也有效抑制了房地產(chǎn)投機行為，這導致了法國人已經(jīng)不把房產(chǎn)視為劃算的投資品。

　　也就是說，當高房價妨礙了房子本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時，政府應予干預，如果僅僅是由民間力量自發(fā)抵制，那么在強大的壟斷資源面前，譬如溫州個人集資建房這樣的價格談判機制，事實上的作為空間只是具有象征意義而已。